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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2010)

作者:admin 瀏覽 發布時間 2019-07-10 20:33:01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2010年4月14日) 
2010年2月8日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于有效打擊犯罪,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是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指南,F結合審判實踐,就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審判中如何貫徹《意見》的精神作簡要闡釋。 
一、在三類案件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總體要求  
在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審判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落實《意見》第1條規定: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落實這個總體要求,要注意把握以下幾點: 
1.正確把握寬與嚴的對象。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犯罪的發案率高,社會危害大,是各級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重點。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在我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出現以來,長時間保持快速發展勢頭,嚴厲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法院刑事審判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因此,對這三類犯罪總體上應堅持從嚴懲處的方針。但是在具體案件的處理上,也要分別案件的性質、情節和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情況,把握寬嚴的范圍。在確定從寬與從嚴的對象時,還應當注意審時度勢,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治安形勢的變化作出準確判斷,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服務。 
2.堅持嚴格依法辦案。三類案件的審判中,無論是從寬還是從嚴,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做到寬嚴有據,罰當其罪,不能為追求打擊效果,突破法律界限。比如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審理中,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必須符合法律和立法解釋規定的標準,既不能降格處理,也不能拔高認定。 
3.注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同時,還應當充分考慮案件的處理是否有利于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社會穩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是否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爭取更好的社會效果。比如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對于故意殺人、傷害犯罪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領導者、組織者和骨干成員就應當從嚴掌握減刑、假釋的適用,其他主觀惡性不深、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罪犯則可以從寬把握。 
 
二、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審判中寬嚴相濟的把握  
1.注意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案件。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和身體健康,社會危害大,直接影響到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意見》第7條將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犯罪作為嚴懲的重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實踐中的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復雜多樣,處理時要注意分別案件的不同性質,做到區別對待。 
實踐中,故意殺人、傷害案件從性質上通?煞譃閮深悾阂活愂菄乐匚:ι鐣伟、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案件,如極端仇視國家和社會,以不特定人為行兇對象的;一類是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對于前者應當作為嚴懲的重點,依法判處被告人重刑直至判處死刑。對于后者處理時應注意體現從嚴的精神,在判處重刑尤其是適用死刑時應特別慎重,除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的被告人外,一般不應當判處死刑。對于被害人在起因上存在過錯,或者是被告人案發后積極賠償,真誠悔罪,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應依法從寬處罰,對同時有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的,應考慮在無期徒刑以下裁量刑罰。同時應重視此類案件中的附帶民事調解工作,努力化解雙方矛盾,實現積極的“案結事了”,增進社會和諧,達成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兑庖姟返23條是對此審判經驗的總結。 
此外,實踐中一些致人死亡的犯罪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往往難以區分,在認定時除從作案工具、打擊的部位、力度等方面進行判斷外,也要注意考慮犯罪的起因等因素。對于民間糾紛引發的案件,如果難以區分是故意殺人還是故意傷害時,一般可考慮定故意傷害罪。 
2.充分考慮各種犯罪情節。犯罪情節包括犯罪的動機、手段、對象、場所及造成的后果等,不同的犯罪情節反映不同的社會危害性。犯罪情節多屬酌定量刑情節,法律往往未作明確的規定,但犯罪情節是適用刑罰的基礎,是具體案件決定從嚴或從寬處罰的基本依據,需要在案件審理中進行仔細甄別,以準確判斷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有的案件犯罪動機特別卑劣,比如為了鏟除政治對手而雇兇殺人的,也有一些人犯罪是出于義憤,甚至是“大義滅親”、“為民除害”的動機殺人。有的案件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比如采取放火、潑硫酸等方法把人活活燒死的故意殺人行為。犯罪后果也可以分為一般、嚴重和特別嚴重幾檔。在實際中一般認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一人死亡的為后果嚴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為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特定的犯罪對象和場所也反映社會危害性的不同,如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或在公共場所實施的殺人、傷害,就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以上犯罪動機卑劣,或者犯罪手段殘忍,或者犯罪后果嚴重,或者針對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作案等情節惡劣的,又無其他法定或酌定從輕情節應當依法從重判處。如果犯罪情節一般,被告人真誠悔罪,或有立功、自首等法定從輕情節的,一般應考慮從寬處罰。 
實踐中,故意殺人、傷害案件的被告人既有法定或酌定的從寬情節,又有法定或酌定從嚴情節的情形比較常見,此時,就應當根據《意見》第28條,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礎上,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出分析判斷。 
3.充分考慮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兑庖姟返10條、第16條明確了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是從嚴和從寬的重要依據,在適用刑罰時必須充分考慮。主觀惡性是被告人對自己行為及社會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改造可能性。一般來說,經過精心策劃的、有長時間計劃的殺人、傷害,顯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深;激情犯罪,臨時起意的犯罪,因被害人的過錯行為引發的犯罪,顯示的主觀惡性較小。對主觀惡性深的被告人要從嚴懲處,主觀惡性較小的被告人則可考慮適用較輕的刑罰。 
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可從被告人有無前科、平時表現及悔罪情況等方面綜合判斷。人身危險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從重處罰。如累犯中前罪系暴力犯罪,或者曾因暴力犯罪被判重刑后又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平時橫行鄉里,尋釁滋事殺人、傷害致人死亡的,應依法從重判處。人身危險性小的被告人,應依法體現從寬精神。如被告人平時表現較好,激情犯罪,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殺人或傷人后有搶救被害人行為的,在量刑時應該酌情予以從寬處罰。 
未成年人及老年人的故意殺人、傷害犯罪與一般人犯罪相比,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等方面有一定特殊性,在處理時應當依據《意見》的第20條、第21條考慮從寬。對犯故意殺人、傷害罪的未成年人,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進行處罰。對于情節較輕、后果不重的傷害案件,可以依法適用緩刑、或者判處管制、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對于情節嚴重的未成年人,也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判處無期徒刑。對于七十周歲以上的老年人犯故意殺人、傷害罪的,由于其已沒有再犯罪的可能,在綜合考慮其犯罪情節和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的基礎上,一般也應酌情從寬處罰。 
4.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故意殺人和故意傷害犯罪在判處死刑的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審判中要按照《意見》第29條的規定,準確理解和嚴格執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死刑政策,堅持統一的死刑適用標準,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堅持嚴格的證據標準,確保把每一起判處死刑的案件都辦成鐵案。對于罪行極其嚴重,但只要有法定、酌定從輕情節,依法可不立即執行的,就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對于自首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除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一般不應考慮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親屬送被告人歸案或協助抓獲被告人的,也應視為自首,原則上應當從寬處罰。對具有立功表現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死的被告人,一般也應當體現從寬,可考慮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如果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犯罪后果特別嚴重的,即使有立功情節,也可以不予從輕處罰。 
共同犯罪中,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原則上只判處一人死刑。處理時,根據案件的事實和證據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當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和較為嚴重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為由,簡單地一律判處死刑。 
 
三、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審判中寬嚴相濟的把握  
1.準確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由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在打擊處理上不能等其坐大后進行,要堅持“嚴打”的方針,堅持“打早打小”的策略。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必須嚴格依照刑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的規定,從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四個方面進行分析。認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四個特征必須同時具備。當然,實踐中許多黑社會性質組織并不是四個特征都很明顯,在具體認定時,應根據立法本意,認真審查、分析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相互間的內在聯系,準確評價涉案犯罪組織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既要防止將已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的案件“降格”處理,也不能因為強調嚴厲打擊將不具備四個特征的犯罪團伙“拔高”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審判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始終堅持嚴格依法辦案,堅持法定標準,這是《意見》的基本要求。 
2.區別對待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不同成員!兑庖姟返30條明確了黑社會性質組織中不同成員的處理原則: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應依法從嚴懲處,其承擔責任的犯罪不限于自己組織、策劃、指揮和實施的犯罪,而應對組織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擔責任。實踐中,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只是以其直接實施的犯罪起訴、審判,實際上是輕縱了他們的罪行。要在區分組織犯罪和組織成員犯罪的基礎上,合理劃定組織者、領導者的責任范圍,做到不枉不縱。同時,還要注意責任范圍和責任程度的區別,不能簡單認為組織者、領導者就是具體犯罪中責任最重的主犯。對于組織成員實施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組織者、領導者只是事后知曉,甚至根本不知曉,其就只應負有一般的責任,直接實施的成員無疑應負最重的責任。 
對于積極參加者,應根據其在具體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確定其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確屬黑社會性質組織骨干成員的,應依法從嚴處罰。對犯罪情節較輕的其他參加人員以及初犯、偶犯、未成年犯,則要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對于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沒有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或者受蒙蔽、脅迫參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情節輕微的,則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此外,在處理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間的檢舉、揭發問題上,既要考慮線索本身的價值,也要考慮檢舉、揭發者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防止出現全案量刑失衡的現象。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的其他犯罪線索,即使依法構成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在考慮是否從輕量刑時也應從嚴予以掌握。積極參加者、其他參加者配合司法機關查辦案件,有提供線索、幫助收集證據或者其他協助行為,并對偵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起到一定作用的,即使依法不能認定立功,一般也應酌情對其從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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